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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说奢侈品消费（下）

针对外国机构对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分析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认为，在中国，除了正常的个人消费之外，相当一部分奢侈品消费可能是一种行贿受贿的手段。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，公款消费甚嚣尘上，凡是可以开出发票的奢侈品项目，或者可以变相获得报销凭证的奢侈品项目，公款消费都极其猖獗。
握有公权力的官僚们的任何奢侈消费，诸如出国旅游，打高尔夫球，购买高档商品等等，都是在直接或者变相盗用纳税人的钱，或者是由那些有求于他们的行贿者“埋单”，行贿者出钱让某些政府官员享受奢侈消费，目的是得到公权的高额回报。赖昌星的“红楼”就是一个典型。
再如，有一位做房地产的老板，投入5000万元左右在京郊圈了一片地，盖了一栋豪宅。除了自己周末休闲住的房间以外还有十几个客房，28个工人为其服务，光每个月的电费就要5万。院子里有网球场等各种体育设施，还养了三匹马，好几条狗。这个房子就是专门用来“待客公关”的。
跟官员的奢侈消费并驾齐驱的是妓女和超级暴发一族，他们正在成为西方奢侈品的重要客户。某以名门淑女概念著称的大牌手袋在中国的消费者大多是“妓女”、“二奶”。劳力士表在中国也沦为“大款”的标志，戴这种表的人许多是煤矿矿主和建筑包工头，实际上它是国外很多艺术家所喜好的东西。（但是，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实。）
有钱购买奢侈品的人肯定不是穷人。至于富裕到什么程度的人才愿意消费奢侈品，则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。当今世界首富比尔•盖茨没有私人司机，公务旅行不坐头等舱，衣着也不讲究名牌、档次。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到港40余年来没进过歌舞厅、夜总会，现在一餐饭不过花费10元左右。这些富翁当然并非生性吝啬，而是他们看重人生的社会价值。曾宪梓自1978年以来累计向全国科教、福利事业捐款6.1亿元，比尔•盖茨多次明言有生之年要将自己名下的数百亿美元财富捐献给社会，留给后代的只有1亿美元。与此相对照，有的人收入可能在填饱肚皮之后略有节余，就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即使是借钱也要用名牌来包装自己，因为攀比心理作崇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年轻人为购买奢侈品而不惜透支消费。
其实，奢侈品即使其价格再昂贵也不过是一种消费品。根据行家观察，一个国家奢侈品的消费增长大概是其GDP增长的两倍左右。因此，当亚洲人面对突然增加的财富时，便毫不犹豫地选择“富贵的标志”——奢侈品，来表明自己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，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需求。其实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奢侈品的真正内涵并不与金钱有直接联系，这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，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格调。而如何选择、甄别奢侈品，需要时间积累、文化素养、品牌熏陶。奢侈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一定要在快乐范畴之内。如果因为消费了奢侈品，而使得自己不快乐，或者可能使身边的亲人不快乐，都要审慎行事。中国一般居民的年均收入在繁华的沿海城市如上海、广州也不过是5000美元，这个数目仅仅是阿曼尼的一件无带短裙加两件男装的价格。在中国，出现了“月光族”、“新贫族”、“百万负翁”，别看他们表面风光，其实是一支悲壮的狂热的消费“敢死队”队员。2005年7月初，曾经有一宗奢侈品典当业务在上海成交，一副原价8000多元的香奈尔墨镜进入典当行后却“大跌身价”，核定的典当金额只有区区几百元，奢侈品的典当价格一般为原价的1~2折。
我还记得不久前一位潮州老板对我说：“当我开着奔驰车行驶在高速公路，不断超过那些杂牌车时，我的感觉特别好，我觉得自己非常成功，我的人生没有白过。”（在他看来，奔驰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车，对这点，别人不一定认同，但是，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）我知道，他有这个支付能力，他的感觉很好，他很开心，消费应该使人感觉幸福，这就足够了。
原文出自郑友林著作《身边的经济学》（2006）